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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記錄非常時期的人和事難道不是作家應該做的嗎?

日期: 2020-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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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2-29? ?青野龍吟


武漢封城第三天,方方開始接受《收獲》主編程永新的建議,在微博上寫下“封城記”的文字,很意外的是,她發(fā)現(xiàn)她的微博恢復了。


方方因此廣為人知,但大多數(shù)人只是知道她是一位作家,寫下了“封城記”,但對于她的往事并不了解。事實上,方方作為當年“新寫實主義”作家群中的干將,一直是作家中的實力派,而她近些年又以斗士的姿態(tài)向文壇上諸多暗面說不。從這個角度來看,此次她在疫情中的表現(xiàn)順理成章,就如她對《中國新聞周刊》所說,“把非常時期的人和事記錄下來,難道不是我們當作家的人應該做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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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記錄非常時期的人和事難道不是作家應該做的嗎?



“新作和她的知識分子批判精神一脈相承”


微博上,方方對現(xiàn)實問題勇敢發(fā)聲。書齋里,她是一位現(xiàn)實主義作家。在疫情發(fā)生之前,她剛剛發(fā)表了最新的一部長篇小說《是無等等》。小說的靈感來源于她聽聞的一樁真實事件。小說中,方方將一樁兇殺案和一樁詐騙案交纏在一起,串聯(lián)起四個小人物、兩個大人物、兩個警察的命運。小人物意外撞入大人物的生活,陷入一段冤獄,警察介入后小人物被釋放,大人物卻早已利用體制漏洞,詐騙一大筆錢財,遠逃海外。


方方為這部小說取過幾個名字,比如《馬后桃花》和《深不可測》,前者取自詩歌“馬后桃花門前雪,出門爭得不回頭”。有一次,方方去麥積山游玩,在一座石窟前,見到匾上寫著“是無等等”,當即決定將其作為小說名字。“是無等等”出自《心經(jīng)》,“是”指“正確的事”,“無”意為“錯的事情”,等等是指“不過如此”。連起來,則是:對錯,得失,都不過如此。


這四字也啟發(fā)了方方對小說結(jié)構(gòu)的構(gòu)想。她將小說分為“是”、“無”、“等等”三部分,從三個視角講述故事。


“是”的部分是最沒用的人馬一鳴的視角,他為陷入冤案的朋友陳亞非奔波,最終自殺?!盁o”講述了地產(chǎn)商人張照酉和朋友林松坡等人,合謀編織一起詐騙案,怕事情敗露,將妻子殺害,將兇殺案栽贓陳亞非,后逍遙法外。“等等”則是從警察蘇衛(wèi)和楊高的角度講述破案過程,蘇衛(wèi)起初急于立功,刑訊逼供陳亞非,險些將案件辦成錯案,后在楊高介入之后,找到真正的兇手。


方方寫作最多的題材,是關(guān)于底層生活和知識分子。這類涉及警察、犯罪的題材,在方方的小說中占比不多,但她也并非沒有積累。90年代,方方受電視劇《命案十三宗》導演高群書邀請,去石家莊的監(jiān)獄采訪13個殺人犯。她也寫作過《過程》《埋伏》等涉及罪案的小說。


季亞婭是小說《是無等等》的責編,在她看來,《是無等等》與去年被媒體廣泛報道的“勞榮枝案”和“操場埋尸案”構(gòu)成某種文化社會學意義上的互文性,“我想這部作品的氣質(zhì)其實和她的知識分子批判精神一脈相承。這一次,方方對準的是90年代開始到世紀之交蓬勃生長的新自由主義資本市場之惡,很多當下問題的討論起點,都必須回到那個年代?!奔緛唻I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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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記錄非常時期的人和事難道不是作家應該做的嗎?



作家與搬運工


身處疫情中心,方方的痛苦、憤怒、悲傷是具象的。她對于這座城市太熟悉了。最早爆出疫情的華南海鮮市場,她的三哥就住在附近的一個小區(qū),如今那個小區(qū)感染人數(shù)武漢第一。而疫情中還在舉辦百家宴的“百步亭”,方方曾經(jīng)在那當過4年的搬運工。


如今,方方已經(jīng)在武漢生活了63年。她自己、家人、朋友、她小說里的人物,分布在這個城市的不同角落。以往,還能出門的日子,方方走在武漢街頭,腦海里會閃過自己小說中的人物,“走到漢正街時,我會找李寶莉。過彩虹橋時,會想到何漢晴”。前者是《萬箭穿心》中的人物,后者是《出門尋思》里的角色?!度f箭穿心》在2012年時被改編成電影,備受贊譽,至今豆瓣評分高達8.6。


雖然方方被當做武漢作家的代表之一,但她并非武漢生人,而是出生于南京。兩歲那年,在水利部下游局做工程師的父親,為了響應國家建設三峽大壩的決策,帶全家溯江而上,從南京遷至武漢。三輪車將他們拉到一個叫劉家廟的宿舍,那里剛建起十六棟紅色的樓房。


在這十六棟樓房的院子里,方方完成了最初的文學啟蒙和人格教育。她父親學工科,卻熱愛文學,常給她講《唐人小說》。家中,最大的家規(guī)是“不準說謊”。5歲那年,方方撕了哥哥的作業(yè)本疊飛機,母親找到她,她撒謊說不是自己做的,被母親嚴厲懲罰,“從此對說謊有了心理障礙”。


方方讀小學時,“文革”來臨。父親這期間過世,兩個哥哥被下放到農(nóng)村,家庭的重擔壓在她身上。為了養(yǎng)活母親,方方在19歲時去了百步亭的一家運輸合作社當搬運工,每月工資42元。更輕松的工作也有,是去工廠做學徒,但月工資只有18元,難以養(yǎng)活家庭。當時,她體重只有80多斤,卻要扛起100多斤的大包。多年之后她回憶,那時領導說的最多的卻是,“男女都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最難捱時,她對同事說,“如果30歲,我還在這個地方,我就自殺”。


在百步亭當搬運工的日子,方方見識的世界,與她童年生活的院子里,那些知識分子們的生活完全不同。一次,一位同事跟她說,“今天早上,我老娘在我跟前啰嗦,我煩不過,一腳把她踹到墻角,她半天都爬不起來?!币贿呎f,一邊比劃。


另一次,方方去一個同事家,見到房間只有五六平方米,房間里有一個上下鋪,同事和父親各睡一個。一個紙盒,鋪一塊塑料布,就是飯桌,揭開又是衣箱。方方日后形容見到這一情景,有“驚嚇感”。那時她與同事聊,同事卻態(tài)度達觀,常掛在嘴邊上的是“怎么辦呢?只能這個樣子呀”。


1978年,方方等來恢復高考的消息,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彼時,新的世界已經(jīng)開啟,舊世界的痕跡卻尚未褪去。方方記得,那時她參加了一個名為“紅楓葉”的文學社,社團里討論最多的幾個話題是:小說能不能寫愛情、能不能寫悲劇、社會主義國家能不能暴露陰暗面,以及,文學是不是階級斗爭的工具?


方方開始了自己的寫作。她的一篇小說,因為“調(diào)子陰暗”被斃掉了。大四那年,發(fā)表了處女作《大篷車上》,之后成為一名稿約不斷的作家。她曾經(jīng)的百步亭4年的搬運工生涯,成為她寫作時常汲取的養(yǎng)料。她完成于上世紀80年代中旬的作品《風景》,被評論界稱之為“拉開了新寫實主義序幕”,小說中一對夫妻和9個孩子生活在只有13平方米的板棚屋里,困厄地掙扎與彼此毆斗,呆板、機械地打發(fā)著生活。這一切,像極了方方4年搬運工所見所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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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記錄非常時期的人和事難道不是作家應該做的嗎?



知識分子


熟悉方方的人都知道,其實“封城記”并不是這位作家第一次用文字記錄災難。1998年洪災,方方曾去湖北嘉魚縣的堤壩等地采訪。有一次,她到堤壩那一刻,水已高過堤面,全靠堤上壘起的半米沙包擋著江水。災難之后,方方寫作了一篇名為《把這一切都記住》的文章,文中除了表達對解放軍的贊美,著重提到對災難背后人禍的反思,在結(jié)尾她寫道,“請無論如何也要記住,這場洪水是大自然給我們?nèi)祟惖囊粋€憤怒的大巴掌”。


只不過,那時,中國還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方方對洪災的記錄與反思,并未引起廣泛的關(guān)注。在大多數(shù)人心中,那時她并非一個關(guān)注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更多還是一個書齋中的作家,依靠虛構(gòu)和想象工作。


90年代的作家方方,相比80年代,寫作已經(jīng)有所轉(zhuǎn)變,她寫作大量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在她的筆下,知識分子的命運大多沉重、悲哀。在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祖父在父親心中》里,畢業(yè)于京師大學堂的祖父,一生“書生一樣活著,勇士一樣死去”。而到了父親這一代,曾經(jīng)“好穿白色西裝”“勇敢反抗舊式婚姻”,“通曉五國語言”的父親,最終在一場場政治運動中變得戰(zhàn)戰(zhàn)兢兢,懦弱無力。


方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對祖父的了解太少,他去世時,我父親自己也才剛剛大學畢業(yè)。但我父親則有一堆日記留了下來。他從1942年開始到他死的日記,都保留著。其實像中國很多知識分子一樣,他愛國,有正義感,希望生活安靜平和,愛家庭,對政治運動充滿苦惱,為自己所學無處可用感到悲觀。盡管如此,他還是在努力地學習,希望有一天能有用處。‘文革’中,我父親在家,除了讀書就是讀書。他們真是悲哀的兩代人。祖父是遇到戰(zhàn)爭,社會動蕩,導致被日寇殺害,而父親更多的是在政治運動中不得安寧?!?/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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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記錄非常時期的人和事難道不是作家應該做的嗎?



由于家庭關(guān)系以及自己的見證,方方對于知識分子的觀察充滿真切的細節(jié)。對于這個群體,她悲憫、同情又本能地審視。那些與方方同輩的知識分子們,在她筆下依然處境尷尬,在物欲逼迫下節(jié)節(jié)敗退:《滄浪之水》中,曾經(jīng)心懷士大夫理想的池大為,最終選擇向權(quán)力投降;《無處遁逃》中,科研工作者嚴航,收入低微、老婆出軌,想要出國改變命運,卻被美大使館拒之門外。


作品之外,方方本人,卻沒有她筆下的知識分子身上那股或窩囊或世故的氣質(zhì)。她個性直率、行事灑脫。某種程度上,她繼承了祖輩和父輩老派知識分子原初的正直,也從當年搬運工的工友那里習得了一些樸素直接的處事之風。她沒有知識分子的酸腐和瞻前顧后,更多的像是不諳世故的爽直。


方方上大學時,一場詩會上,方方是唯一在場的大學生。一位老詩人讓她發(fā)言,她說“很多老詩人已經(jīng)寫不出詩來了,可他們還在使勁寫,這是很悲哀的事。更悲哀的是,他們不知道他們的詩已經(jīng)沒人讀了(大意)”。日后,像這樣的直言不諱,已經(jīng)成為方方的標簽。畢業(yè)之后,方方在湖北電視臺工作。一到開會,領導就跟她說:“現(xiàn)在我們開會了,你就回家吧”。“他們擔心一讓我發(fā)言,我就會說他們不想聽的話”。方方日后回憶。


方方對公共事務發(fā)聲最初引起公眾的廣泛關(guān)注,要從2014年說起。那年5月,彼時身為湖北省作協(xié)主席的方方,發(fā)微博公開質(zhì)疑詩人柳忠秧“跑獎”。一年之后,方方又在微博公開質(zhì)疑某詩人“跑職稱”,矛頭直指湖北省人社廳違規(guī)操作,讓不符合晉職規(guī)定的“T詩人”順利晉升到文科最高級別職稱正高二級。曾經(jīng)外界聞所未聞的文壇黑幕,被方方次第揭開,一時間引發(fā)軒然大波。


文學編輯季亞婭第一次見到方方,是在《十月》雜志35周年紀念會上。方方給她的第一印象是:短發(fā),很精神,嗓門大,“好像是五四青年或者是延安青年穿越到了當代”。她欣賞方方對公共事務的發(fā)言,“她是不會為長者諱為尊者諱為同路人諱這一套的,就事論事實事求是,很難說她有哪種固定不變的圈子或者派別立場”。


質(zhì)疑“跑獎”“跑職稱”,和這次寫作“封城記”,讓方方在人們印象中,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形象越發(fā)鮮明。但在接受采訪時,方方卻有意無意的,將自己與“知識分子”和“關(guān)心公共事務”的標簽拉開距離。她更愿意將自己發(fā)聲的原因,歸因于樸素的良知和正義感,“我根本不是一個關(guān)注公共事務的人。但我會關(guān)注民生和世道,關(guān)注個人的生活。”方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記者/隗延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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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記錄非常時期的人和事難道不是作家應該做的嗎?



方方


方方,本名汪芳,女。漢族。祖籍江西省彭澤縣,1955年5月生于江蘇南京,成長于湖北武漢。1974年高中畢業(yè)后在武漢當過裝卸工,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獲學士學位。畢業(yè)后分配至湖北電視臺工作。


曾任湖北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省文學創(chuàng)作系列高評委會主任,中國作協(xié)全委會委員,一級作家。


1987年,發(fā)表《風景》(《當代作家》1989年3期),獲1987—1988年全國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被批評界認為“拉開‘新寫實主義’序幕”,并因此成為中國“新寫實”派代表作家之一。自此發(fā)表的《祖父在父親心中》、《行云流水》、《白霧》、《桃花燦爛》、《落日》、《奔跑的火光》、《烏泥湖年譜》等一系列作品,均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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