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錚和他的北大附中改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03-21? ?青野龍吟

2022-03-21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記者：霍思伊

3月15日，在新學期開學近一個月后，北大附中終于迎來新校長，此時，距離前任校長王錚被免職已經(jīng)過去了三個月。

公開資料顯示，新校長由北京大學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教授、黨委書記馬玉國“空降”，他是個“70后”，今年剛好50歲，具有豐富的教學和管理經(jīng)驗，而且擔任多年山東招生組組長，和各地中學有密切往來。

在新校長任命會上，馬玉國表示，北大附中校長這一崗位“任務(wù)艱巨，責任重大，心里也曾經(jīng)有斗爭”，但在決定“接受這個挑戰(zhàn)”后，他表示，未來，要全面提高教育教學質(zhì)量，“以實實在在的成績回應(yīng)孩子們的努力付出，回應(yīng)家長和社會的期待?！?/span>

新校長到任之際，在北大附中內(nèi)部，一些變化也正在發(fā)生。家長提出要增加早讀，藝術(shù)、體育老師從明年起會減少，關(guān)于是否要恢復(fù)班級和班主任，一些傳言也在流出。而對這所充滿爭議的改革名校的未來，現(xiàn)在還沒有人能說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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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4日，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簡稱北大附中）校長王錚被免職。按照任期，他原本還可以干到2022年6月。

從2002年起，王錚就在深圳中學（簡稱深中）進行教改，2010年4月，他來到北大附中繼續(xù)改革，有人稱這是深中改革的2.0版本，更加激進，也更加完整。伴隨著近20年的改革，王錚身上被不斷貼上各種標簽：走班、書院制、自由戀愛、高考是一場游戲……在家長們眼中，這些新名詞充滿危險；孩子們把它當成誘人的果子；一些教育家認為這是一場烏托邦，在他們眼中，在以高考為軸心的中國教育現(xiàn)實下，只有兩種高中：衡水中學，和衡水中學的變種。

北大附中改革，是否真的只是一場持續(xù)了12年的“烏托邦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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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邊界

很多老師還記得，王錚在北大附中召開第一次全校教職工大會時說，我們用班級把孩子給禁錮住了……一個班主任把所有的事都管起來，學生是否會度過愉快的三年，完全取決于是否遇到一個好的班主任，有很強的偶然性。學生的社交網(wǎng)絡(luò)也就只限于這四十幾個人……

在王錚的改革中，他先是取消了班主任和高一、高二的年級組長，接著又正式取消行政班，實行單元制，高一、高二學生被分配入六個“單元”。單元與班級的最大差異是跨年級，作為一種比班級更龐大、松散的組織形式，單元為學生提供了更大的交往和活動范圍，致力于在學生群體中形成“社區(qū)”的概念，其核心理念是“學生自治”。

劉周巖是北大附中改革后招收的第一屆學生。2010年9月，他進入附中就讀，首次接觸到“單元”“走班”、開放選課等概念，覺得新鮮又刺激。但他沒有體驗過真正的“走班”，因為多元化的課程建設(shè)需要時間，在改革前幾屆，學生課表仍大體相同，因此，外界一度指責附中改革是“形式主義”。劉周巖也指出，雖然名義上的班級取消了，但因為總是有固定的同學一起上課，相當于還有“班級”存在。但和小學、初中時的行政班相比，由于班主任的缺位，班集體徹底消失了，每個學生不再置身于傳統(tǒng)的集體中，而被拋入一個更大的單元集體，在這里，學生們只有同伴，沒有老師，每個人要對自己負責。

成人權(quán)威讓位于學生自我管理，這是王錚在北大附中構(gòu)建的一種新秩序。實際上，在正式改革前的最后一個暑假，王錚就著手在物理空間上瓦解傳統(tǒng)秩序。他把面向走廊的墻砸碎，換成大面玻璃窗；將兩間教室合為一個大開間，改造成單元活動室。這里是各單元學生的獨立空間，老師沒有權(quán)限進入，由學校撥給一定經(jīng)費，學生自己裝修，決定墻壁的顏色、沙發(fā)的品質(zhì)和桌椅的擺放方位。與此同時，他還拆掉講臺，搬走教室里面目一樣、朝向前方的桌椅，換成更適合討論的圓桌和菱形桌。一些老師認為，真正的改革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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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管我們了?！眲⒅軒r說，以前，凡事都要看班主任眼色，他如果喜歡你，你這三年就會過得很舒服，于是大家都想努力獲得他的喜愛，不被喜歡的孩子就會自卑。而班主任的喜好或決定，往往是主觀的，或者跟著成績走?！氨热?，中午能不能下樓踢球，校規(guī)里根本沒有寫進去，但如果班主任不喜歡，那就是不對的?！彼f。

從2011年6月起，北大附中改革進入第二階段，實行學院制，設(shè)立行知、元培、博雅和道爾頓四大學院，分別開設(shè)不同類型的課程，行知負責高考方向的常規(guī)課程；元培針對競賽生，開設(shè)難度更高的“榮譽課程”；博雅早期只針對出國學生，教材以閱讀經(jīng)典文獻為主，后來面向全體學生開放，開設(shè)了一系列通識人文類課程；道爾頓則負責國際部學生，獨立招生。

改革早期，單元和學院是綁定的，一旦學生選定了高考、競賽或出國等不同方向，就只能選修對應(yīng)的學院課程。2013年7月后，北大附中的單元改名為書院，并從2014年起，書院和學院徹底脫鉤，學生的生活體系和課程體系成為兩個完全平行、獨立的結(jié)構(gòu)。書院是一個純粹的生活共同體，共有九個，學院則是課程建設(shè)單位，現(xiàn)在，幾乎所有課程對各個書院的學生都開放，選課的自由度進一步提高，高考色彩被弱化，這標志著北大附中的書院制改革走向成熟。

王錚指出，書院內(nèi)各項事務(wù)均由學生自主管理，學生置身其中，會經(jīng)歷解決糾紛、合作研討、談判妥協(xié)等這些未來人際交往中不可或缺的環(huán)節(jié)。多位受訪學生表示，長期處于投票、選舉等自治環(huán)境中，逐漸意識到“自己不是一個局外人”，在進入大學后也更關(guān)心公共事務(wù)，愿意發(fā)出自己的聲音。2018屆畢業(yè)生張雨辰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參與書院自治，讓她在高中階段就培養(yǎng)出對自己人生的掌控感。

但這種模式并不完美。董豪澤很快就發(fā)現(xiàn)，在100多人的書院中，積極參與書院事務(wù)的學生可能始終只有30人左右，大多數(shù)學生參與積極性低，開議事會時打游戲、玩手機、寫作業(yè)的情況很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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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周巖回憶說，讓學生管理自己的理念很美好，但其實沒什么需要自治的事?！拔覀冃枰獩Q策的最大的事，可能就是活動室能否吃外賣”。在他看來，學生自治有時流于形式?！拔覀冄b修活動室時，有一個桌腿裝錯了，每隔一段時間，桌子就會塌。我作為高一的單元自治會主席，主要的工作就是把塌了的桌子重新安回去，這也是自治會的寫照?！彼@樣形容。

王錚的改革觀念從何而來？據(jù)深中學生自辦雜志《涅槃周刊》記載，2003年，王錚攜一支由深中中層干部組成的訪問團參觀了新加坡的萊福士書院。正是這次訪問，讓王錚帶回了“單元制”。

成立于1823年的萊福士書院是新加坡最古老的中學之一，李光耀就畢業(yè)于此。進入書院的1~4年級生會被分入五個House，每個House都由學生委員會領(lǐng)導(dǎo)，并擁有各自的身份標志、對應(yīng)顏色和吉祥物。學生通過參加校際活動為他們的House贏得積分。事實上，House的概念最早來自英式私立學校，在歐美并不罕見，因此，一些評論認為王錚的改革理念只是個舶來品。

多位受訪老師則認為，王錚的單元或書院制改革，是其自身改革理念的自然推演。王錚高中就讀于北大附中，1986年從北大物理系畢業(yè)后，回到北大附中任教，并在1994年時成為副校長。2000年，王錚南下深圳，籌辦北大附中深圳南山分校。一些老教師還記得，他在去深圳之前就說，中國教育的最大問題就是班級。2002年3月，受深圳市教委邀請，王錚又“空降”深圳中學校長，開啟了深中改革。在深中，他取消了班主任和班級制，實行單元制和導(dǎo)師制，學生開始“走班”，當時招致巨大爭議。

并不是所有學生都能適應(yīng)這樣高度自主的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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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周巖發(fā)現(xiàn)，在新秩序下，人際關(guān)系的那層“安全網(wǎng)”沒有了。當學生被忽然拋到班集體之外，在更開放、松散的人際結(jié)構(gòu)中，缺乏歸屬感，孤獨、失落和自閉，是很多學生的“癥狀”。而在傳統(tǒng)的班級關(guān)系網(wǎng)下，即使并非出于完全自主，也會和幾個同學形成穩(wěn)定的關(guān)系網(wǎng)，或者被班主任關(guān)注。

2016年9月，蔡佳琳剛進入附中時，第一次自主選課，周五下午最后一節(jié)沒有選上，“我當時想，天啊，我來學校是上課的，結(jié)果課表都排不滿，只能去自習，太可怕了?！彼龑Α吨袊侣勚芸坊貞?。在前兩周里，她恐慌、混亂、迷茫、無所適從。

大多數(shù)學生都和蔡佳琳一樣，經(jīng)歷了一段時間的混亂和茫然，每個人的適應(yīng)速度各不相同。在一次采訪中，王錚被記者問到，學生自我管理是否會帶來混亂？他說，就是要經(jīng)常給他們制造一些混亂的東西，讓他們自己去選擇，他們就會去想，我到底要干什么，我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這里的學習到底適不適合我，我到底應(yīng)該怎么做?！澳悴蛔灾鳎诟街芯蜎]法生活。體制的變化逼迫著學生要做這些事……所以，不用問，這些能力必然會得到鍛煉?！蓖蹂P說。

在多出來的自主支配時間里，劉周巖喜歡泡在圖書館里看書，身邊的競賽大神們則瘋狂刷題。但他也坦承，如果不想學習，在這樣一個環(huán)境里，“墮落是很容易的”。尤其對一些缺乏自控力或明確目標的學生，改革后，沒有老師這個強有力的外部約束，甚至缺乏同伴的比較與激勵，傳統(tǒng)班級為學習提供的那層“安全網(wǎng)”也消失了，“有些人不再往上爬，可能直接就掉到了地上。”他說。

“墜落”的案例并不罕見，有人在初中時成績很好，高中兩年卻在游戲中度過，最后留級。蔡佳琳的一個同學不太適應(yīng)，掛了很多科，最后去了一所很不理想的大學?！澳阕屢粋€尚未真正成年的人在兩三年內(nèi)通過走一些彎路來長大，又馬上振作起來，很多人都做不到。我這個同學，在高考后才后知后覺，但時機已經(jīng)錯過了，付出的代價太沉重了?！辈碳蚜照f。

很多學生和家長認為，附中是一所有“門檻”的學校，更適合一些原本就有較強自主學習能力、自控力，并且知道自己想有什么的學生。對這類學生，北大附中可以讓他們“如魚得水”。有評論認為，這或許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叢林法則。

王錚相信，不同階段的教育模式應(yīng)該按照孩子的成長規(guī)律去設(shè)計，比如到了高中階段，應(yīng)更像一個“小社會”，他希望學生的交往不受班級的限制，學習可以自己選擇。很多深中或附中學生回顧自己的高中生活，會覺得這是“最像大學的中學”。王錚說：“我們沒有像大學，只是不要像小學一樣。”

但問題是，在歐美社會，選課和走班在初中時就已經(jīng)非常普遍，在王錚常提起的芬蘭案例中，其小學就已經(jīng)是主題教學，高年級時才分科。而中國學生此前所經(jīng)歷的初等教育體系，并非遵循王錚理想中的成長性和層次性規(guī)律來設(shè)計，因此，在改革的微觀環(huán)境和教育大環(huán)境之間，存在某種斷裂和脫節(jié)。這種脫節(jié)反映在學生身上，是他們中的很多人，在進入北大附中后就迷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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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教材“動刀”

2014年暑假，距離開學還有兩周。北大附中高中部所有語文老師突然被叫回學校。王錚說，從下學期開始，不再用原來的教材，改為閱讀原著，老師們面面相覷。幾乎同時，這一幕也發(fā)生在英語老師之間。

從2014年9月開始，北大附中的改革進入深水區(qū)，很多老師用“顛覆性”來形容。前三年，王錚的著力點在打破學生原本的生活秩序。這一次，他對教材“動刀”了，首當其沖的是語文和英語兩個學科。

課改之初的問題，是時間太緊且缺乏系統(tǒng)性。王錚上任后取消了教研組，新設(shè)的學科主任更多是名義上的，整個語文組沒有實際上的召集人，因此無法進行統(tǒng)一的課程規(guī)劃，也缺乏系統(tǒng)性的統(tǒng)籌和管理，老師開什么課，怎么教，對教學成果如何評估，對這些都沒有形成共識?！耙幌伦娱_這么多課，老師不夠，于是從北大招來了幾個研究生，他們上什么課，怎么上，我們都不清楚，也不交流?！币晃灰呀?jīng)退休的語文老師回憶。

初期選課上不作任何限定和分層，所有課程統(tǒng)一開放給高一、高二混選。一位退休的語文老師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由于高一、高二學生的水平有一定差距，如果同時選一門課，課上的討論環(huán)節(jié)就“基本沒有高一學生的事”。另外，學生往往會“扎堆”選課，口碑好、作業(yè)少或課堂“好玩”的課，最受歡迎。還有學生只選自己感興趣的領(lǐng)域，比如選了四門小說，其他知識點沒有學習，最后到了高三“補也補不回來”。

知識碎片化、憑興趣選擇、學得很雜、盲目等，是改革前幾屆學生反映的共性問題。老師們普遍指出，一方面，好學生的潛力被完全激發(fā)出來，但在硬幣的另一面，基礎(chǔ)薄弱的學生跟不上，學得很痛苦。

2018屆畢業(yè)生劉林翰回憶說，高中時，他選修了《魯迅作品選讀》，課前，他會先閱讀老師推薦的精讀、泛讀文本，課上以討論為主，每周會圍繞不同的主題，也就是引導(dǎo)學生從不同的切口進入魯迅，魯迅的父親觀、魯迅兒時的故鄉(xiāng)……這門課結(jié)束后，劉林翰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有寫作的天賦。在記者采訪的幾十位學生中，很多都說，原著閱讀為他們“開了一扇窗”。

前述退休語文老師指出，讀原著和教國家教材，各有利弊?！敖滩氖且粋€盤子里裝了好幾種菜，是個拼盤。專書閱讀則是一整碗紅燒肉，你是吃一碗紅燒肉過癮，還是吃兩三片肉過癮？”但學教材的優(yōu)點就是更“適配”高考，這也是原著閱讀的缺點，讀原著的學生進入高三后普遍反映不怕長文本，能寫作，但基礎(chǔ)知識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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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語文改革類似，英語改革也要求老師扔掉教材，改為閱讀長篇原著小說，把學生浸淫在“原汁原味”的語言環(huán)境中。一位參與改革的英語老師回憶說，改革后，學生普遍反映在詞匯、閱讀理解、寫作、英語思維，比如地道的表達方法等方面有較大收獲?！拔业膶W生上了大學后和我說，大學的英語小組討論太簡單了?！?/span>

不過，英語改革的整體推進并不順利。這位英語老師指出，王錚的理念和學生基礎(chǔ)之間是有差距的，在落實上遇到了很多問題。最初，老師們計劃兩個月讀一本書，后來發(fā)現(xiàn)學生“完全接受不了”，生詞超綱的太多了，只能把進度放慢到4個月，但還是沒有讀完。老師們后來也發(fā)現(xiàn)這些問題，于是把語文、英語原著進行了難度分級。

從教材到原著，并不是北大附中課程改革的全部。

從北大附中南門進來，右手邊的一棟樓就是“博雅星球”，一樓是一個開放式的公共大廳，中間有兩個圓桌，很像古羅馬時期的城市廣場，進門處有一個指示牌，帶有箭頭的路標上分別寫著：公共說理、模擬法庭、銀杏時報、銀杏講壇、口述史和創(chuàng)意寫作等。實際上，王錚從2010年就開始重新搭建整個課程體系，先是在博雅學院下開了很多人文通識類課，比如《批判性思維》《菊與刀》《?？卵芯俊返?。近幾年，博雅課程逐漸演化成項目制學習，這些課程統(tǒng)一算作“研究性學習”，每名學生至少要選滿6學分。

2010年，王錚還取消了特長生招生。北大附中的管樂團和舞蹈團原本在北京很有名，突然取消，觸動了很多人的利益，但王錚認為，與其培養(yǎng)一小部分特長生，不如“把所有學生都變成特長生”，讓每個學生都接觸到體育和藝術(shù)的魅力。在北大附中，王錚堅持文體課程要保證足夠的課時，不會被其他主課占用，學生規(guī)定每學期必須選修一門體育課，藝術(shù)課程一共最低要修滿6學分，還專門設(shè)立了足球賽、戲劇節(jié)、籃球賽、舞蹈節(jié)“四大賽事”，請來中戲?qū)а?、專業(yè)體育教練為學生輔導(dǎo)，力求專業(yè)化，學生甚至可以“光明正大”地準備比賽，只要選修對應(yīng)的賽事課程，算學分。

與課程內(nèi)容改革相同步，從2014年起，王錚進一步對課堂形式進行變革，先是嘗試“翻轉(zhuǎn)課堂”，將課堂中心從教師轉(zhuǎn)移到學生，“不是老師怎么教，而是學生怎么學”，課堂上以學生合作討論、匯報為主，老師也不能再“灌輸”知識，課堂上以答疑和引導(dǎo)為主。

改革是系統(tǒng)性的，從向教材“開刀”，到盡可能提供多元的課程選擇；從“翻轉(zhuǎn)課堂”到“線上線下混合式學習”，無論怎么改，王錚始終圍繞著一點：以學生為中心。這背后的邏輯是：學校和老師要做的事情，就是給學生提供多元選擇。課程可以產(chǎn)品化，一個足夠成熟的課程就是一個產(chǎn)品，可以“銷售”到任何地方，也就是說，當課程目標、課程資源、學法指導(dǎo)、優(yōu)秀作業(yè)示范等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被清晰地分解、共享，物理老師也可以來教語文課。有批評認為，在這個過程中，老師逐漸成為一種工具，在教育中所起的作用被弱化。

一位北大附中學生家長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王錚改革的一個大問題，是把學生看得太高了，沒有充分激發(fā)出老師的積極性，大部分老師只是被動跟著走。但教育的核心是“育”，老師不是硬件。

然而，在王錚看來，改變老師是很困難的，畢竟他們在這個教育體制內(nèi)已經(jīng)這么多年了。相比之下，改變學生是比較容易的事情，因為他們腦子里根深蒂固的東西不多?！八晕覜Q定以學生為切入點”。

所有接觸過的王錚的人中，沒有人會否認他對學生的關(guān)心，他在學生的事情上，不會放過任何細節(jié)，從上課時老師“導(dǎo)入”應(yīng)該說什么話，到一處門把手的松動，都在他操心的范圍之內(nèi)。他在生活上極其簡單，就住在學校的宿舍單間里，一住十二年，房間里堆滿了和教育有關(guān)的書和文件。但部分老師們會覺得，王錚只重視學生，忽視了與老師的交流。在他離開深中前，一位退休的深中老師寫道：“王錚把教師這個神圣的職業(yè)，變成了‘干活拿錢’的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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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悖論

幾百個家長圍住臺上的7位語文老師。一位媽媽情緒激動地說，北大附中搞改革，就是把學生當實驗品，不開語文課，開什么“人間說話”，誰不會說話。另一位家長馬上站起來反駁說，這是《人間詞話》，是王國維的經(jīng)典作品，我擁護改革。她的孩子此前從來不讀書，上這個課就特別有收獲。

2014年11月，因家長的反對聲音太多，北大附中就組織了一場家長會，進行溝通和解釋。外部對抗的聲音如此之多，是因為在很多人的觀念中，不學國家教材，就意味著學的知識點和高考無關(guān)，最終會影響學生的高考成績。北大附中改革困境的根本問題是：改革和高考很難真正兼容。

從最直觀的成績來看，2020年時北大附中發(fā)布的數(shù)據(jù)稱，該校近年來“清北”錄取率平均為10％左右。但具體來說，作為“海淀六小強”之一，在2014年之前，北大附中每年考上清北的人數(shù)有60人左右，此后下降到30~50人，2021年，只有20人，在北京的中學里位列第十。與之相比，人大附中的“清北”錄取人數(shù)已經(jīng)從過去的100多名增加到了200多名。

與此相應(yīng)的，北大附中在海淀區(qū)的中招分數(shù)線也在逐年下降，2016年時，北大附中的統(tǒng)招錄取分數(shù)為554分，到了2019年，已降到了540分，排在海淀區(qū)第六位。在“海淀六小強”的競爭中，北大附中已經(jīng)處于墊底位置。

“2010年時，北大附中可以在北京市前500名學生中挑，現(xiàn)在是在前5000名里挑。海淀區(qū)前1000名里的大多數(shù)學生，都被其他學校收割完了?！币晃徊辉妇呙母街欣蠋煂Α吨袊侣勚芸窡o奈地說，“一旦進入惡性循環(huán)，就很難翻盤?！?/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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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聞王錚改革后，很多家長也不愿意讓孩子去北大附中冒險，“沒有家長愿意讓自己的孩子做改革的試驗品和犧牲品?！鼻笆霰贝蟾街械囊幻麑W生家長說。附中老師只能無奈地承認一個現(xiàn)實：無論怎么改，家長看重的始終是孩子最終能上個什么樣的大學。

王錚也清楚這一點。他曾說，高考成績一旦下降，再好的人也不能當校長，再好的老師也要被家長罵。對此，他給出的解決方案是：高一、高二給學生更大空間，讓他們探索自我，高三一年則全力應(yīng)試，埋頭苦讀。王錚坦言，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學習，只是為了參加高考這場“必須參加的游戲”，“這是服從規(guī)則而做的妥協(xié)”。

“在當下以高考為指揮棒的大環(huán)境下，這近乎是他的唯一選擇，他想做一些改革，又必須面對高考，只能不動高三。但這么做的劣勢也無法回避，別人用三年來應(yīng)試，你必然卷不過人家?！币晃粎⑴c改革的老師分析說。

這樣做之后，兩個階段的知識銜接是最大的問題。2019屆畢業(yè)生林海川覺得，最痛苦的是語文，太割裂了，必修上的課文沒學全，高三得重新學和背誦，文學常識也很難補上。一些學生也不適應(yīng)高考的語文題型。

對這些問題，老師并非不知道，一些老師也暗地里和王錚博弈。2017年，高二新增了一門英語短篇閱讀課，看起來仍是原著閱讀，其中很多文章都是老師“夾帶私貨”偷偷從教材中選出并適當改頭換面的，“相當于一個變種版的高中英語課本。”前述英語老師說。對此，學生們很歡迎，“上短篇閱讀，對我英語水平的提升幫助很大，老師不停地考試，逼著我們背很多高考的知識點?！辈碳蚜照f。

2019年，北大附中開始適度回調(diào)，允許英語和語文老師教國家教材，并且在課程設(shè)置上明確分為兩大模塊，一類專門面向高考，另一類是原著閱讀，一定程度上向高考靠攏。此外，2019年秋季開學后，在高一恢復(fù)了必修課，高考科目的選課被固定下來，博雅課的課時也被縮短。這一年，正好是王錚在北大附中改革的第十年，一年以后，北京開始全面實行“新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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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北大附中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就是生源的下降，這是多種原因造成的。除了高考成績的影響外，另一個主要因素是北大附中的擴招。此前多年，北大附中的招生規(guī)模一直維持在370人左右，從2015年起，由于種種原因，北大附中開始擴招。2016年，為實現(xiàn)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共享，北京市出臺“校額到?！闭?，采用定向分配方式，要求幾所公辦優(yōu)質(zhì)高中拿出一部分中招名額，分給普通初中的學生，這一年，北大附中的“到?！睂W生共有102人，此后逐年增加，到2020年時增加到177人，再加上其他“統(tǒng)籌人員”，非自主招來的學生共有202人，約占了總招生計劃的三分之一。

“這些學生一般來自遠郊區(qū)，基礎(chǔ)較差，他們可能中考分數(shù)比附中分數(shù)線要低10~20分，進來后不能適應(yīng)附中的模式，跟不上。還有些不愛學習的人天天打游戲，帶壞了其他學生?！币晃桓街袑W生回憶說。

這種背景下，北大附中從2021年開始對學生進行全面的分層管理。從高一開始，依據(jù)學生成績，將語文、數(shù)學、英語、物理和化學這五門學科的必修課教學分為A、B、C三層，不同層的教學進度、難度不同，學法也不一樣?！癆層給空間，B層定規(guī)矩，C層給管制”，一位附中老師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總結(jié)。

如果比較王錚的深中和北大附中時代，后者似乎重走了一遍前者的道路，改革——成績下降——回調(diào)。王錚走后，2010年3月15日，深中校長繼任者王占寶在與全體師生首次見面時提出，深中未來的發(fā)展策略是“執(zhí)兩用中”，“意思是掌握住‘過’與‘不及’的兩頭，取用其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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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的存在“中間路線”嗎？

一土學校創(chuàng)始人李一諾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王錚做的事情，也沒有多么創(chuàng)新，只是在現(xiàn)有的體制下做一些回歸常識的事情，但因為他在高中階段去做，前后都不適配——在入口處，對接的是傳統(tǒng)教育模式，在出口，繞不過的是高考。他要在非常短的時間內(nèi)，既希望給孩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又不希望他在終點折戟，因此，王錚面臨著的是一個兩面夾擊的困境。最后，他往往不得不去作一些選擇，可能就變成“四不像”。

李一諾表示，教育問題永遠是社會問題的一個外顯，教育問題從來不能僅靠教育界本身就能推動和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