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畢業(yè)即失業(yè)、十年難回國：季羨林的求學時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04-14? ?青野龍吟

2022-04-14 來源：鳳凰網讀書

高中畢業(yè)進入清華、獲得獎學金前往德國留學、北大任教成為一代學術大師，季羨林的經歷在我們今天看來似乎光鮮而順利，也讓無數學子向往憧憬。

但實際上，季老在他的求學期間，和我們今天一樣，也經歷著精神的苦悶和現(xiàn)實的種種困難。1934年，從清華大學畢業(yè)時，他有“畢業(yè)即失業(yè)”的擔憂；兩年的德國留學，卻因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而無限延長，他因此滯留國外，有家難歸，眼看“國破山河在”。

在德國的他于饑餓和轟炸中完成論文寫作，祖國烽火連天，他卻收不到任何故鄉(xiāng)的消息，飽受失眠折磨。1945年戰(zhàn)爭結束，他才返回祖國，這時距他離開已有十年。

今天的我們雖不處于戰(zhàn)火，卻也和季老一樣，生逢大時代——身邊的一切在快速變化，疫情讓異國他鄉(xiāng)顯得更為遙遠。今天的青年，無論是就業(yè)還是生活，都有著大量的不確定性。閱讀季羨林的青年求學經歷，相信可以為我們帶來勇氣、鼓勵和啟發(fā)。

下文選自《要把讀書當回事》，小標題為編者所擬，經出版社授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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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節(jié)選）

季羨林

一、“從眾”進入清華

1930年夏天，我們高中一級的學生畢了業(yè)。幾十個舉子聯(lián)合“進京趕考”。當時北京的大學五花八門，國立、私立、教會立，紛然雜陳。水平參差不齊，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樣，是北大與清華，兩個“國立”大學。因此，全國所有的趕考的舉子沒有不報考這兩所大學的。這兩所大學就仿佛變成了龍門，門檻高得可怕。往往幾十人中錄取一個。被錄取的金榜題名，鯉魚變成了龍。我來投考的那一天，有一個山東老鄉(xiāng)已經報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孫山。這一年又同我們報考，也就是第六次，結果仍然榜上無名。他精神失常，一個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帶漫游了七天，才清醒過來。他從此斷了大學夢，回到了山東老家，后不知所終。

我當然也報了北大與清華。同別的高中同學不同的是，我只報這兩個學校，仿佛極有信心——其實我當時并沒有考慮這樣多，幾乎是本能地這樣干了——別的同學則報很多大學，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報到七八所之多。我一輩子考試的次數成百成千，從小學一直考到獲得最高學位，但我考試的運氣好，從來沒有失敗過。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華都錄取了我，一時成了人們羨慕的對象。

但是，北大和清華，對我來說，卻成了魚與熊掌。何去何從？一時成了撓頭的問題。我左考慮，右考慮，總難以下這一步棋。當時“留學熱”不亞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從留學這個角度來考慮，清華似乎有一日之長。至少當時人們都是這樣看的?！拔釓谋姟?，終于決定了清華，入的是西洋文學系（后改名外國語文系）。

在舊中國，清華西洋文學系名震神州。主要原因是教授幾乎全是外國人，講課當然用外國話，中國教授也多用外語（實際上就是英語）授課。這一點就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夷考其實，外國教授幾乎全部不學無術，在他們本國恐怕連中學都教不上。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課中，沒有哪一門課讓我感到滿意。反而是我旁聽和選修的兩門課，令我終生難忘，終身受益。旁聽的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選修的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就是美學。在本系中國教授中，葉公超先生教我們大一英文。他英文大概是好的，但有時故意不修邊幅，好像要學習竹林七賢，沒有給我留下好印象。吳宓先生的兩門課“中西詩之比較”和“英國浪漫詩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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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還旁聽了或偷聽了很多外系的課。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謝婉瑩（冰心）、鄭振鐸等先生的課，我都聽過，時間長短不等。在這種旁聽活動中，我有成功，也有失敗。最失敗的一次，是同許多男同學，被冰心先生婉言趕出了課堂。最成功的是旁聽西諦先生的課。西諦先生豁達大度，待人以誠，沒有教授架子，沒有行幫意識。我們幾個年輕大學生——吳組緗、林庚、李長之，還有我自己——由聽課而同他有了個人來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編大型的《文學季刊》是當時轟動文壇的大事。他也竟讓我們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充當《季刊》的編委或特約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雜志的封面上，對我們來說這實在是無上的光榮。結果我們同西諦先生成了忘年交，終生維持著友誼，一直到1958年他在飛機失事中遇難。到了今天，我們一想到西諦先生還不禁悲從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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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政局是非常緊張的。蔣介石在拼命“安內”，日軍已薄古北口，在東北興風作浪，更不在話下。“九一八”后，我也曾參加清華學生臥軌絕食，到南京去請愿，要求蔣介石出兵抗日。我們滿腔熱血，結果被滿口謊言的蔣介石捉弄，鎩羽而歸。

美麗安靜的清華園也并不安靜。國共兩方的學生斗爭激烈。此時，胡喬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歷史系學習，與我同班。他在進行革命活動，其實也并不怎么隱蔽。每天早晨，我們洗臉盆里塞上的傳單，就出自他之手。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盡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勸說我參加他們的組織。我膽小怕事，沒敢答應。只答應到他主辦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課，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報知遇之恩。

學生中兩派的斗爭是激烈的，詳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間偏左的逍遙派，不介入，也沒有興趣介入這種斗爭。不過據我的觀察，兩派學生也有聯(lián)合行動，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帶農村中去向農民宣傳抗日。我參加過幾次，記憶中好像也有傾向國民黨的學生參加。原因大概是，盡管蔣介石不抗日，青年學生還是愛國的多。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愛國主義的傳統(tǒng)是源遠流長的，根深蒂固的。

二、“畢業(yè)即失業(yè)”

這幾年，我們家庭的經濟情況頗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時籌集學費和膳費，就煞費苦心。清華是國立大學，花費不多。每學期收學費四十元，但這只是一種形式，畢業(yè)時學校把收的學費如數還給學生，供畢業(yè)旅行之用。不收宿費，膳費每月六塊大洋，頓頓有肉。即使是這樣，我也開支不起。我的家鄉(xiāng)清平縣，國立大學生恐怕只有我一個，視若“縣寶”，每年津貼我五十元。另外，我還能寫點文章，得點稿費，家里的負擔就能夠大大地減輕。我就這樣在頗為拮據的情況中度過了四年，畢了業(yè)，戴上租來的學士帽照過一張相，結束了我的大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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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流行著一個詞兒，叫“飯碗問題”，還流行著一句話，是“畢業(yè)即失業(yè)”。除了極少數高官顯宦、富商大賈的子女以外，誰都會碰到這個性命交關的問題。我從三年級開始就為此傷腦筋。我面臨著承擔家庭主要經濟負擔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術，奔走無門。夜深人靜之時，自己腦袋里好像是開了鍋，然而結果卻是一籌莫展。

眼看快要到1934年的夏天，我就要離開學校了。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濟南省立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托人邀我到母校去擔任國文教員。月薪大洋一百六十元，是大學助教的一倍。大概因為我發(fā)表過一些文章，我就被認為是文學家，而文學家都一定能教國文，這就是當時的邏輯。這一舉真讓我受寵若驚，但是我心里卻打開了鼓：我是學西洋文學的，高中國文教員我當得了嗎？何況我的前任是被學生“架”（當時學生術語，意思是“趕”）走的，足見學生不易對付。我去無疑是自找麻煩，自討苦吃，無異于跳火坑。

我左考慮，右考慮，終于舉棋不定，不敢答復。然而，時間是不饒人的，暑假就在眼前，離校已成定局，最后我咬了咬牙，橫下了一條心：“你有勇氣請，我就有勇氣承擔！”

于是在1934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國文教員。校長待我是好的，同學生的關系也頗融洽。但是同行的國文教員對我卻有擠對之意。全校三個年級，十二個班，四個國文教員，每人教三個班。這就來了問題：其他三位教員都比我年紀大得多，其中一個還是我的老師一輩，都是科班出身，教國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著備課。他們卻每人教一個年級的三個班，備課只有一個頭。我教三個年級剩下的那個班，備課有三個頭，其困難與心里的別扭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在這一年里，收入雖然很好（160元的購買力約與今天的3200元相當），心情卻是郁悶。眼前的留學杳無蹤影，手中的“飯碗”飄忽欲飛。此種心情，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但是，幸運之神（如果有的話）對我是垂青的。正在走投無路之際，母校清華大學同德國學術交換處簽訂了互派留學生的合同，我喜極欲狂，立即寫信報了名，結果被錄取。這比考上大學金榜題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積年愁云，一掃而空，一生幸福，一錘定音。仿佛“金飯碗”已經捏在手中。自己身上一鍍金，則左右逢源，所向無前。我現(xiàn)在看一切東西，都發(fā)出玫瑰色的光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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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是不能脫離現(xiàn)實的。我當時的現(xiàn)實是：親老，家貧，子幼。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個岔路口上。何去何從，難以決定。這個岔路口，對我來說，意義真正是無比地大。不向前走，則命定一輩子當中學教員，“飯碗”還不一定經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則會是另一番境界?！榜R前桃花馬后雪，教人怎敢再回頭？”

經過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經過了細致的家庭協(xié)商，決定了向前邁步。好在原定期限只有兩年，咬一咬牙就過來了。

三、“萬里投荒”求學德國

我于是在1935年夏天離家，到北平和天津辦理好出國手續(xù)，乘西伯利亞火車，經蘇聯(lián)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萬里投荒第二人。

在這一段從大學到教書一直到出國的時期中，我的心鏡中照見的是蔣介石猖狂反共，日本軍野蠻入侵，時局動蕩不安，學生兩極分化，這樣一幅十分復雜矛盾的圖像。

馬前的桃花，遠看異常鮮艷，近看則不見得。

我在柏林待了幾個月，中國留學生人數頗多，認真讀書者當然有之，終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國民黨的大官，自蔣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國“流學”。這些高級“衙內”看不起我，我更藐視這一群行尸走肉的家伙，羞與他們?yōu)槲??！按说匦拍俏嵬痢?，到了深秋，我就離開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學名城的哥廷根。從此以后，在這里一住就是七年，沒有離開過。

德國給我一月一百二十馬克，房租約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飯也差不多。手中幾乎沒有余錢。同官費學生一個月八百馬克相比，真如小巫見大巫。我在德國住了那么久的時間，從來沒有寒暑假休息，從來沒有旅游，一則因為“阮囊羞澀”，二則珍惜寸陰，想多念一點兒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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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遠萬里而來，是想學習的。但是，學習什么呢？最初并沒有一個十分清楚的打算。第一學期，我選了希臘文，樣子是想念歐洲古典語言文學。但是，在這方面，我無法同德國學生競爭，他們在中學里已經學了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臘文。我心里彷徨起來。

到了1936年春季始業(yè)的那一學期，我在課程表上看到了瓦爾德施米特開的梵文初學課，我狂喜不止。在清華時，受了陳寅恪先生講課的影響，就有志于梵學。但在當時，中國沒有人開梵文課，現(xiàn)在竟于無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于是我立即選了梵文課。在德國，要想考取哲學博士學位，必須修三個系，一主二副。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我從此走上了正規(guī)學習的道路。

1937年，我的獎學金期滿。正在此時，日軍發(fā)動了盧溝橋事變，虎視眈眈，意在吞并全中國乃至亞洲。我是望鄉(xiāng)興嘆，有家難歸。但是天無絕人之路，漢文系主任夏倫邀我擔任漢語講師，我實在像久旱逢甘霖，當然立即同意，走馬上任。這個講師工作不多，我照樣當我的學生，我的讀書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爾到漢學研究所來一下。這情況一直持續(xù)到1945年秋天我離開德國。

四、夜夜失眠，游子懷鄉(xiāng)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正式開幕。我原以為像這樣殺人盈野、積血成河的人類極端殘酷的大搏斗，理應震撼三界，搖動五洲，使禽獸顫抖，使人類失色。然而，我有幸身臨其境，只不過聽到幾次法西斯頭子狂號——這在當時的德國是司空見慣的事——好像是春夢初覺，無聲無息地就走進了戰(zhàn)爭。戰(zhàn)爭初期階段，德軍的勝利使德國人如瘋如狂，對我則是一個打擊。他們每勝利一次，我就在夜里服安眠藥一次。積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guī)资甑慕K生痼疾。

最初生活并沒有怎樣受到影響。慢慢地肉和黃油限量供應了，慢慢地面包限量供應了，慢慢地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應了。在不知不覺中，生活的螺絲越擰越緊。等到人們明確地感覺到時，這螺絲已經擰得很緊很緊了，但是除了極個別的反法西斯的人以外，我沒有聽到老百姓說過一句怨言。德國法西斯頭子統(tǒng)治有術，而德國人民也是一個十分奇特的民族，對我來說，簡直像個謎。

后來戰(zhàn)火蔓延，德國四面被封鎖，供應日趨緊張。我天天挨餓，夜夜做夢，夢到中國的花生米。我幼無大志，連吃東西也不例外。有雄心壯志的人，夢到的一定是燕窩、魚翅，哪能像我這樣沒出息，只夢到花生米呢？餓得厲害的時候，我簡直覺得自己是處在餓鬼地獄中，恨不能把地球都整個吞下去。

我仍然繼續(xù)念書和教書。除了挨餓外，天上的轟炸最初還非常稀少。我終于寫完了博士論文。此時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被征從軍，他的前任，已退休的老教授E. Sieg（西克）替他上課。他用了幾十年的時間讀通了吐火羅文，名揚全球。按歲數來講，他等于我的祖父。他對我也完全是一個祖父的感情。他一定要把自己全部拿手的好戲都傳給我——印度古代語法、吠陀，而且不容我提不同意見，一定要教我吐火羅文。我乘瓦爾德施米特教授休假之機，通過了口試，布勞恩口試俄文和斯拉夫文，羅德爾口試英文?？荚嚰案窈?，仍在西克教授指導下學習。我們天天見面，冬天黃昏，在積雪的長街上，我攙扶著年逾八旬的異國的老師，送他回家。我忘記了戰(zhàn)火，忘記了饑餓，我心中只有身邊這個老人。

我當然懷念我的祖國，懷念我的家庭。此時郵政早已斷絕。杜甫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蔽覅s是“烽火連三年，家書抵億金”。事實上根本收不到任何信。這大大地加強了我的失眠癥，晚上吞服的藥量，與日俱增，能安慰我的只有我的研究工作。此時英美的轟炸已成家常便飯，我就是在饑餓與轟炸中寫成了幾篇論文。大學成了女生的天下，男生都抓去當了兵。過了沒有多久，男生有的回來了，但不是缺一只手，就是缺一條腿。雙拐擊地的聲音在教室大樓中往復回蕩，形成了獨特的合奏。

到了此時，前線屢戰(zhàn)屢敗，法西斯頭子的牛皮雖然照樣厚顏無恥地吹，然而已經空洞無力，有時候牛頭不對馬嘴。從我們外國人眼里來看，敗局已定，任何人也回天無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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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人民怎么樣呢？經過我十年的觀察與感受，我覺得，德國人不愧是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人民之一。文化昌明，科學技術處于世界前列，大文學家、大哲學家、大音樂家、大科學家，近代哪一個民族也比不上。而且為人正直、淳樸，各個都是老實巴交的樣子。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希特勒極端誣蔑中國人，視為文明的破壞者。按理說，我在德國應當遇到很多麻煩。然而，實際上，我卻一點兒麻煩也沒有遇到。我在德國，自始至終就在德國社會之中，我就住在德國人家中，我的德國老師，我的德國同學，我的德國同事，我的德國朋友，從來待我如自己人，沒有絲毫歧視。這一點讓我終生難忘。

這樣一個民族現(xiàn)在怎樣看待垂敗的戰(zhàn)局呢？他們很少跟我談論戰(zhàn)爭問題，對生活的極端艱苦，轟炸的極端野蠻，他們好像都無動于衷，他們有點茫然、漠然。一直到1945年春，美國軍隊攻入哥廷根，法西斯徹底完蛋了，德國人仍然無動于衷，大有逆來順受的意味，又仿佛當頭挨了一棒，在茫然、漠然之外，又有點昏昏然、懵懵然。

驚心動魄的世界大戰(zhàn)，持續(xù)了六年，現(xiàn)在終于閉幕了。我在驚魂甫定之余，頓時想到了祖國，想到了家庭，我離開祖國已經十年了，我在內心深處感到了祖國對我這個海外游子的召喚。幾經交涉，美國占領軍當局答應用吉普車送我們到瑞士去。我辭別德國師友時，心里十分痛苦，特別是西克教授，我看到這位耄耋老人面色凄楚，雙手發(fā)顫，我們都知道，這是最后一面了。我連頭也不敢回，眼里流滿了熱淚。我的女房東對我放聲大哭。她兒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這一走，房子里空空洞洞，只剩下她一個人。幾年來，她實際上是同我相依為命，而今以后，日子可怎樣過呀！離開她時，我也是頭也沒有敢回，含淚登上美國吉普。我在心里套一首舊詩想成了一首詩：

留學德國已十霜，

歸心日夜憶舊邦。

無端越境入瑞士，

客樹回望成故鄉(xiāng)。

這十年在我的心鏡上照出的是法西斯統(tǒng)治，極端殘酷的世界大戰(zhàn)，游子懷鄉(xiāng)的殘影。

1945年10月，我們到了瑞士。在這里待了幾個月。1946年春天，離開瑞士，經法國馬賽，乘為法國運兵的英國巨輪，到了越南西貢。在這里待到夏天，又乘船經香港回到上海，別離祖國將近十一年，現(xiàn)在終于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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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讀書當回事》

作者: 季羨林

出版社: 青島出版社

出版年: 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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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羨林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中國山東省聊城市臨清人，字希逋，又字齊奘。國際著名東方學大師、語言學家、文學家、國學家、佛學家、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聊城大學名譽校長、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所長，是北京大學的終身教授，與饒宗頤并稱為“南饒北季”。

早年留學國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閱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羅文（當代世界上分布區(qū)域最廣的語系印歐語系中的一種獨立語言），是世界上僅有的精于此語言的幾位學者之一。為“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并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其著作匯編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辭桂冠：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

2009年7月11日11時10分，季羨林逝世，享年9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