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國古代智庫風流人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04-16? ?青野華本

歷史是由人民創(chuàng)造的，卻是由英雄演出的，而任何一個成功演員的背后，都有一個偉大的導演。歷史大劇的這些導演們，有很多種稱呼：幕僚、幕賓、幕友、門客、謀士、策士、軍師、師爺?shù)?，最接近這些歷史名詞的現(xiàn)代漢語詞匯，便是“智庫”。

清代大學者袁枚曾談過：“古名士半從幕府出”。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看，這個特殊群體應當是歷史最活躍的推動者，因為他們的社會屬性、精神特質乃至社會地位，均介于人民和英雄之間，卻兼有二者的特性。

?

（一）養(yǎng)士之風

“上古逐于道德，中古逐于智力，現(xiàn)今逐于氣力”。說這話的是韓非子，他是戰(zhàn)國時期人，一般認為，他所指的中古，是春秋時期。

“百家爭鳴”的春秋時期，是中國思想界的第一個黃金(201,-0.21,-0.10%)時代。在群雄爭霸的激烈斗爭中，王公諸侯們認識到“士”是決勝的重要因素，“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得士則昌，失士則亡”。因此，他們廣收有學問、有技能的人，或精通法家、或通謀略、或精制造、權術、方術、辯術，甚至是會學雞鳴、像狗盜之類人也為其所用。這種養(yǎng)士之風，在戰(zhàn)國時期發(fā)展到了頂峰，代表人物是當時的“四君子”——趙國的 平原君，魏國的信陵君，楚國的春申君和齊國的孟嘗君。

有核心競爭力的門客往往為多家掙搶。這種情況下，貴族們打破了“貴賤尊卑”的社會秩序，“仁而下士”，而不能“以其富貴驕士”。因此，當時的門客中不僅有諸多破落的貴族子弟，比如韓非子，許多底層游民也因此脫穎而出，得到歷史的破格提拔，其中就有“脫穎而出”這個成語的始作俑者——毛遂。

在趙國兵敗長平，秦國大軍兵臨邯鄲，國家危如累卵之時，毛遂的主人平原君準備出使楚國求援，想從3000食客找20個人隨行，找來找去也只有19個人勉強能用，默默無聞的毛遂于是自我推薦，在平原君和楚國春申君的談判陷于僵局時，挺身而出，一番慷慨激昂、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發(fā)言，扭轉了局面。在招呼大家簽字時，毛遂譏十九人曰：“公等碌碌，因人以成事也”。有高才便能夠高調，那個時代真的很可愛。

?

據(jù)《史記?孟嘗君傳》的記載，那時的門客往往分為三等：有一技之長但不突出的，得幾人共室，穿葛制衣服，食無肉無魚；技能較好的有肉有魚，有單獨的房子；上等者不但獨居食有魚，而且上哪兒都有專車接送——至少享受現(xiàn)在的廳局級待遇。

信陵君為了結交看門的隱士侯贏，在鬧市中和顏悅色地牽著韁繩站在一旁，等待侯贏和別人談話完畢，才恭恭敬敬請他上車。燕國的太子丹是通過“節(jié)俠”田光的介紹才見到平民荊軻，太子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貴族們這樣恭謙風氣，使許多埋名隱姓于民間的有識之士被重新發(fā)現(xiàn)。在門客社會中，人與人是平等的，任何人只要進人這個圈，至少在人格上都是獨立的。

但到秦國“四海歸一”后，中央集權制建立起來，門客們只能侍奉一個主子了。門客們沒有了選擇的自由，便失落了較為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精神。孟子說：“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而后世的游士門客服膺的人生信條卻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如果不能“貨與帝王家”就成為清客，依附豪門，以閑情逸趣取悅財勢，打秋風，充串客，謂之“幫閑”。

中國士人的歷史也隨之由“四君子”時代進入“四大智庫時代”。

?

（二）智者經(jīng)邦

在“智庫”成為中國顯學和熱點之時，草根學者們在網(wǎng)絡上評出了中國古代的四大智庫，依次是：劉邦智庫，曹操智庫，李世民智庫和朱元璋智庫。

智庫水準首屈一指的劉邦，本人卻是學問平平，這位只能領兵10萬的紈绔子弟，依靠“初漢三杰”的幫助取得了江山。他評價自己：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不如張良；治國安民，理財籌糧，不如蕭何；行軍打仗，克敵制勝，不如韓信?！?/strong>這是大實話，不過那時高位者能夠這樣低調，對于有才者也不失為一個可愛的次優(yōu)時代。

曹操的智庫屈劉邦之后，卻是后者締造的大漢王朝的實際終結者。東漢末年的三個軍事集團都極為重視延攬人才。其中，曹操的智囊團最為龐大，核心謀士就有荀攸、賈詡、郭嘉、程昱、劉曄、司馬懿等18位。

曹操最重要的人力資源武器，是“唯才是舉”——用人不問出處，只看才能。其實這只是繼承了“四君子”時代的思想，這一點使得這個宦官養(yǎng)子在人才爭奪戰(zhàn)中，完全壓倒了動不動就以漢室宗親自居、下意識強調血緣出身的劉備集團，以至于諸葛亮后來哀嘆“蜀中無大將”。至于孫權，盡管看似人才濟濟，但大多數(shù)是有名無實，因此這些人大多數(shù)出自所謂的江南四大家族——顧陸周張，此時，曾經(jīng)作為歷史最活躍推動力的“士”，已經(jīng)發(fā)展成了獨立的群體——士族，也就成為了歷史的反動力。

?

李世民更是將氏族發(fā)展到頂峰，這也是他的智庫只能排在曹操之后的根本原因，他的智庫主要人物也是18人：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虞世南、許敬宗等。李世民深刻地認識到人才的重要性，“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難致治?！睂τ诔甲拥囊庖?，可謂從諫如流，言聽計從，在這一點上，應該說李世民比大多數(shù)一把手都做得好，他的唐朝因此也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時期。

出生乞丐，貧農、和尚，不學無術的朱元璋，其實是劉邦的翻版。至少能帶10萬兵的他，手下也有打仗比他行的徐達，治國安邦比他懂的徐善長，出謀劃策比他強的劉伯溫。

“明初三杰”其實未必就比“漢初三杰”差，但時代不同了，大環(huán)境已經(jīng)不那么可愛了：四君子時代，只有逐客令，沒有殺士的風氣；到了劉邦，只殺武將，文臣無恙；老朱時卻把文臣武將都殺了個精光。

這也從反面證明：士人作為一個群體，已經(jīng)逐漸從幕后的編劇和導演，不甘寂寞地走向了前臺，開始搶那些英雄人物的戲了。

?

（三）幕僚柱國

在明朝那出戲中碰得頭破血流的智者們，在下一幕戲中又退到了幕后。

這一次，他們退得似乎更徹底，以至于創(chuàng)造了幕后人物的代名詞——師爺。他們無官無品，不食朝廷俸祿，但他們用經(jīng)濟、政治、法律等方面的知識去彌補那些只知讀圣賢書，又不愿意糾纏在案牘勞形中的科舉老爺們的不足，在經(jīng)營屬地、社會管理，甚至在軍事指揮上出謀劃策。

他們是讀書人，有的是世代相傳，有的是科舉失意。他們在父子相承或有目的的學習中，熟悉國家政策和法律條文，精通決獄斷案之法，深諳世情百態(tài)。他們雖不是最后的裁判者，但他們的作用，就是讓“五谷不分”的官員來只是履行投簽拍板的法律手續(xù)。

再次退居幕后，也讓他們部分找回了失去很久的人格。師爺們不僅有一技之長，而且在辦理政務更屬嫻熟，豐富的官場經(jīng)驗聚集豐厚的人際脈絡。師爺們離了幕主可以再找，而幕主如果離開好的師爺，不說升遷，估計正常公務都難處理。清末人汪康年記載了一件事：一個姓金的師爺在知縣處負責審判，因知縣在背后埋怨了他幾句，他就辭“官”不做，任憑知縣怎么挽留也無濟于事。這位金師爺憑著官場經(jīng)驗和人際捐了個官，最后倒成了知縣的上司。

地方行政如此，中央六部也不例外。當時各部辦事的“潛規(guī)則”就是，堂官問司官，司官問書吏。書吏按照朝廷的律例列判案，司官略加潤色呈堂官。堂官如果不駁斥，那么案子就算定了。中央政府的六部、地方政府的六房是國家支柱，但這些部門工作的胥吏、幕賓雖不是國家正式官員，但他們是真正辦事的人，很多時候甚至指揮著官辦事。

例如嘉慶九年，有大臣上諭：每問一事，大臣就推屬員辦理。如問堂官，堂官就說不如司官熟悉，司官則說不如書吏熟悉。這種舉國上下都聽命于幕僚、書吏的作風一直與清朝相始終，并延續(xù)到國民黨時期。

當然，歷史從來不是單線的，在幕僚智庫作為一個整體遞進發(fā)展的同時，作為一個群體也悄然發(fā)生著分化。

?

（四）思想勃興

傳統(tǒng)意義上的幕僚的目標是，“習得好武藝，賣與帝王家”。通過主人的權勢，追求人生的榮華富貴，進而實現(xiàn)個人的人生價值。人既買之，就要有用，因此幕僚們往往是很講求政績。一段時間內，不能讓主人感受到你的作用，你就得卷鋪蓋走人，這便造成了幕僚們普遍的急功近利心態(tài)。

而另外一些幕僚則是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帮L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說的是明朝后期的東林黨人。東林黨最初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書院講學，諷議朝政、匡正時弊，逐漸成為有影響的進步的集團。他們雖處泉林之卻關心國家命運。東林黨領袖高攀龍也說：“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之實念也”。在明朝后期，東林黨人多次主政內閣，一度全面掌握政權、軍權和人事權。著名草根歷史學者“當年明月”在他的《明朝那些事兒》中稱，遠隔京城千里的東林書院，才是當時國家事務的真正主宰著。從某種意義上說，東林學院才是“史上最牛的智庫”，它擁有了現(xiàn)代智庫的全部要素：引領思想創(chuàng)新又能付之實踐，屬于民間卻能影響政府。

?

清末民初之時處于轉折期的歷史亂局，“亂世滅頂之災來臨，而滑頭甚多，市儈充斥，機會主義、偽君子、鼠竊狗偷之輩大行其道；戰(zhàn)士、君子、英雄、磊落丈夫則甚為稀少?！?/span>各種幕僚紛紛登場，如縱橫家型、思想家型、策士型、現(xiàn)代參謀型等，他們表現(xiàn)出不同的行為姿態(tài)。這些謀士或幕僚在精神品質是有品級的，上焉者謀國，中焉者謀事，下焉者謀私。上者如孫中山、鄭觀應、嚴復，他們是時代的幕僚，所謀超越了政治集團的利益。他們心系天下，目光宏遠，更有一些人已經(jīng)把眼光在民族、未來更遠大的地方。

鄭觀應認識到“君主權偏于上，民主權偏于下”，指出憲政文化適用于中國，這種眼界在當時可謂目光如炬。嚴復出身于李鴻章的幕僚，但是他卻翻譯西方的學說和理論，主推三民說：鼓民力，開明智，興民德，成為中國最早一批進行思想啟蒙的人物。孫中山明確提出了三民主義，用自己的實踐行動部分地實現(xiàn)自己的主張。

?

知名學者伍立楊說：“思想家的影響是潛在的，是后發(fā)的”，無論在任何時代，尤其是今天，更需要大格局的思想家，沒有他們的引領，整個社會的進步舉步維艱，從這個意義上說，古代智庫的思想精髓，是他們留給今人的最寶貴遺產(chǎn)，也是我們對當代智庫的最大期待。